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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小账本”记录40年中国家庭成长“大数据”

桂玉英40年积攒下的部分“小账本”。

新华社南京12月14日电(记者刘宇轩 林凯)小到一毛钱的生姜、两块钱的鸡蛋,大到几千元的自建房、上万元的出国游,从1979年开始,家住南京浦口的桂玉英把生活收支的点滴记录在册,四十年来未曾间断。从事档案工作的徐梅说,母亲笔下,不只是琐碎的流水账,更是一份反映改革开放四十年居民生活变化的“家庭档案”。

翻看最早的账本,封皮已经泛黄,空白处列着不少加减法算式。“1979年时,生活比较困难,除固定日常支出外,还要供养祖父母,负担很重。”徐梅说,母亲偶尔忘了记下当天的支出,哪怕睡下了,也要披衣起来,拿出账本补记上。

1979年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仅有387元。桂玉英在南门五金厂任会计,月收入30元5毛,丈夫在浦口火车站当技术员,月收入67元,相比邻里还算宽裕。但随着三个女儿相继上学,日子也过得愈发紧巴,便开始用记账的办法,精打细算每一笔收支。

“每次开工资,老伴把钱上交,我第一件事就是买好米、油、盐、煤,当时买这些都需要票证。”在桂玉英早期的账本上,这四样是“刚需消费”,每月都要优先保障。

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,城市消费品供给采取统购统销的方式,按人口定量发行粮票、布票等专用购买凭证,这些购买凭证通称为“票证”。“我和老伴每月各领28斤的粮票,但一家五口还是不够吃,得往粮食里添山芋粉。”桂玉英说,食品支出占了当时开销的“大头”。

桂玉英一家的家庭合影。

统计学上,食品支出占个人消费支出的比重就是“恩格尔系数”,它可以用来反映一国消费结构的变化。2017年,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首次低于30%,比1978年下降近35%。

在改革开放初期,中国家庭的食品消费占比较高,且以主食消费为主,膳食结构单一。和众多城市居民一样,桂玉英家每到冬季就会“囤积”大白菜、大青菜。“我家一到冬天,会腌几大缸咸菜,四五百斤,就是为省吃俭用供三个孩子上学。”桂玉英说,那时账单上记得最多的蔬菜就是萝卜和白菜。

进入九十年代,随着市场经济改革,票证制度逐步取消。为保证市民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蔬菜,稳定价格,中国政府提出建设“菜篮子工程”,新建许多肉、蛋、奶、水产和蔬菜生产基地。2018年,南京已建立“菜篮子工程”平价超市200余家,并保证每个社区有4个以上“菜篮子”产品零售网点。

四季豆、西兰花、苦菊……如今,账本上蔬菜品种越来越多,不仅时令菜蔬十分丰富,反季节蔬菜也频频登上餐桌。“现在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吃得绿色、营养、健康,价格不再是问题了。”徐梅说。

1982年,桂玉英的账本记录了第一件家用电器——70元的“蝙蝠牌”电风扇。“老大当时要参加高考,我们住的砖瓦房,屋顶低,一到夏天热得很。为让她静心复习,就买了电风扇。”桂玉英说,从那之后,液晶电视、移动电话、IPAD、电动车,一笔笔支出被记录在账本上。

“小账本”记录的家庭收支细目。

四十年来,中国家庭耐用消费品不断升级换代。改革开放初期,手表、自行车和缝纫机是部分家庭婚嫁必备的“三大件”。八九十年代,家庭耐用消费品转向电气化,“三大件”变成冰箱、洗衣机和彩色电视机。如今,移动电话、计算机、汽车等高科技产品“飞入”寻常百姓家。2017年,中国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235部,计算机80.8台,家用汽车37.5辆。

变化依旧在持续。1986年,桂玉英的家庭账单记录了有史以来最大一笔支出。之前,她们一家五口挤住在一间土墙瓦顶的平房里。桂玉英和丈夫算了算,筹措家中全部资金,又外借数千元,共花费4600元,盖起一座两层独栋小楼。

同年,桂玉英的大女儿徐梅结婚,因借债盖房拉了很多“饥荒”,夫妻两人并没给她准备像样的嫁妆。1993年,小女儿结婚,账本记载,桂玉英支出3000多元购置了电风扇、洗衣机、床被和一个樟木箱作为陪嫁。2000年,二女儿结婚,远嫁新加坡,“准备了很多嫁妆给她,但她说带出国不方便,没有要。”桂玉英虽有惋惜,但还是为孩子们日益富足的生活由衷高兴。

如今,桂玉英和老伴都已退休,两人退休后收入近8000元,是40年前100倍。“孩子们都出嫁了,我和老伴也可以散散心,好好享受二人世界。”桂玉英说,2003年,她和老伴第一次出国到新加坡旅游,花费了15000元。大连、青岛、张家界、武夷山……桂玉英账本上的“坐标”越来越多,旅费也成为近年来最主要的家庭开支。

今年,让桂玉英最开心的一件事,便是老伴学会用手机移动支付。“年纪大了,一些琐碎花费有时记不清楚,用手机支付,可以查电子账单,对照有无出入,很方便。”她说,虽有电子账单,但这份“工作”还要继续,新时代更要记录每一点滴的幸福感。(参与采写:王子杰)

(文中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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